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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师副业

老师也是社会人,也要养家糊口,过有尊严的生活。在靠组织、靠薪水,明显不够用的情况下,大概只能找点副业,来填充钱包了。

第一类副业:其他类型

先说其他类型,是因为它们不是主流,跟教师的工作关系不密切,因而也不在教委的禁限范围内。

这些副业包括:炒股票期货、投资房产、写书写文章赚稿费、搬砖筛沙子夜店驻场赚劳务费、搞科研做课题赚课题费、开实体店和网店倒腾货赚钱等等。

从教的两年,我做了一点股票(先赚后赔),写了两本书,一直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做课题。这些副业给我来了点收入,比工资略多。

第二类副业:课外辅导

这是教师行业的主流副业。重点说说。

上大学的时候,同学是做过家教老师的,算勤工俭学。

记得有个同学接的家教,是个艺术类的高三男生,成绩很差。多差呢?历史课满分150分,一模考了15分。经过这个同学两个月的悉心辅导,这孩子二模进步“神速”,考了40分。虽说还是不及格,但成绩翻倍不止,家长很欣慰。

我问同学成功秘诀。他说就两条:第一,孩子基础差,但很聪明,上升空间大,只有调动起学习兴趣,就能涨分。第二,调动兴趣的办法,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打游戏,让他听你的话。做一小时作业,打一小时游戏作为奖励。你跟他打成一片,他也会听你正经教导。

这同学,过足了游戏瘾,提高了孩子的成绩,还赚了银子,一举三得。这样的教学手段,给了我一些启发。

从大四开始,由于已经本硕连读,我也得空做家教。跟家教公司签约。家教公司作为中介,一方面收取学生家长高额费用,一方面找大学生做家教老师,按月考核发工资。工资总额和高额费用之间的差额,扣除必要的经营成本,就是家教公司的盈利。

这种家教公司,其实就是“学而思”之类的最初形态。他们向家长拍胸脯,明码标价。比如给孩子的成绩提高到二本线,收多少钱,一本线,收多少钱,北大清华分数线,收多少钱。

至于最后的高考成绩能不能达到,那就听天由命了。所以,每次去家教公司领工资的时候,总会遇到家长上门抱怨甚至破口大骂的情况。无外乎交了那么多钱,成绩没达到目标云云。

上大学的时候,我接过两个家教的活儿。每周4小时,每个月16小时,每小时大概50-60元之间,一个月能挣800-960元。2003-2004年,这也算是大学生里的高收入了。

可是,家长都是按一本线的标准,给家教公司交了1.8万元的费用。里外里算下来,家教公司真的是暴利。

我是很敬业的,不仅每次不辞劳苦坐公交上门讲课老师可以有副业吗,而且以我讲为主,尽量多给学生传授做题技巧和方法。偶尔赶上时间太晚,干脆就在学生家吃饭,甚至暂住一夜。

这两个男孩子,基础都很差。接手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会。几个月后,都过了二本线。虽然离家长的期望值有距离,但现实点看,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。

学生时代做家教给我的最大收获有二:一是靠勤工俭学丰衣足食,学费和生活费再也不用父母资助了。二是坐公交到处跑,熟悉了北京城,为后来研究房地产和写房地产题材的博士论文打了基础。

工作以后,我接的家教机会就多了。不过,跟大学生家教教全科不同,工作后我是以老师身份出去“走穴”,因而只负责历史课。

由于学文科的女生多,我接的家教学生,清一色的都是女生,有高三的,也有高二的,而且仍是家教公司作为中介介绍的。

历史课跟其他学科不同,在高考科目里属于二线,家长和学生通常不够重视,一般是到临考前一两个月,才开始用功。

用功的方式,要么是死记硬背,要么是请家教代劳。似乎只要找了家教,就可以包办一切。这个思路也是有问题的。

家教就是一对一教学,对孩子起到的是近距离的引导、督促的作用,孩子的落实和消化吸收更重要。

我带过的家教学生,有成绩不错的,通过一本线,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。这些孩子有一定基础,需要的是点拨和梳理。给这样的孩子上课,我也轻松。

当然,这类孩子对自身实力也有客观评估,不在北京恋战,而是报考北京生源不太愿意报考的外地非985高校,竞争激烈程度相对低一些,难度也低了许多。

我带过的家教学生,也有奇葩,举三个例子。

第一个例子:到北大妇产医院附近的家属院,给孩子讲课。记得这孩子长得很水灵,高二年级,文科生。相信现在应该是个大美女。但我当时不关心颜值,只关心如何把课讲好。

孩子的舅舅和姥姥,就坐在我和孩子后面。我讲了两小时,他们听了两小时。

可能是他们也听累了,短暂离开了一会儿。我就小声问孩子:你喜欢这种上课方式吗?

孩子说:不喜欢。他们两个就坐在后面,就像特务在监视,太别扭了。

我笑了笑,没说什么。

这个家属院,我只来了一次,没第二次了。因为下课后的第二天,据说孩子的姥姥和舅舅投诉家教公司,说我给孩子讲些乱七八糟的东西,不正经。

家教公司的老板跟我反馈了这个消息。我讪笑两声:孩子对历史学习没兴趣,我讲几个历史段子(不是荤段子)逗她乐,让她有兴趣、进状态,这是“不正经”?那我无话可说。

我给老板撇下三句:我从业这么多年,还没见过我给孩子补课,两个家长坐在后面沙发上旁听的情况,就像监听一样。连孩子本人都对这种高压式管教很反感,我觉得这孩子要被家长坑惨了。如果两位家长担心男老师不正经,那还是给她派女老师吧,我实在伺候不起。

第二个例子:到东某条胡同里的一个四合院,给一个女生做家教。这是我头一次进大杂院,跟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一样的。几家挤在一个院子里,私搭乱建,没什么隐私。

这个女生的基础比较薄弱,我帮她梳理了一些知识线索。下课以后,我又多待了半个小时,跟孩子的爷爷聊了聊天。

这大杂院里,有两间是孩子爷爷的房子。孩子的爸爸住在朝阳区东四环石佛营,但由于那边没什么名校,于是家里人想办法把孩子户口放在爷爷家,在东四附近上学,高中阶段考上了东城区的一个三流中学(也比朝阳区的二流校教学质量强)。

以前孩子从东四环,坐公交来东城上学。由于堵车,每天往返在路上的时间3小时。父母是上班族,没时间接送,只能一切靠自己。后来实在疲于奔命,浪费时间,就索性住在爷爷家,就近上下学。

爷爷家是平房,跟石佛营的楼房相比,条件艰苦得多。可是,为了多睡一会儿,也得忍了。

我猜测,孩子眼下基础薄弱的情况,大概也跟当初上学通勤,把时间耗在路上,导致在学校听课效率不高有关。

我给孩子补了几次课,就高考了。成绩如何,没有反馈。我的感觉,好像起色不大。毕竟,历史课的权重很有限。

第三个例子:到西四环金雅园小区做家教。这是高考前一个月,我接了一个“救火”的差事。给孩子补5次课,每次2小时。

第一次,我问孩子:新航路开辟(地理大发现)这件事的几个航海家的名字,能不能告诉我。

孩子的回答就三个字:不知道。

我又问她:当初老师在课堂上教过你没有。

孩子的回答就四个字:不记得了。

我没脾气了。只好给她边讲边画,把迪亚士、达伽马、哥伦布、麦哲伦的航海轨迹,用地图标示出来。接下来再勾勒新航路开辟的历史意义,以及其后带来的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殖民扩张,从而为全球化的到来提供地理条件。

上完课,我留给她一项口头作业:一定要把我讲的内容消化吸收。这些都是速成的精华。她答应了。

到了第五次课,我上来又问她:新航路开辟(地理大发现)这件事的几个航海家的名字,能不能告诉我。

孩子的回答就四个字:不记得了。

我又问她:第一次课我就告诉你了,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记得?我不是让你课后复习了吗?

孩子的回答就三个字:没时间。

我继续问她:你每天都在忙什么?

她回答说:我很忙的。白天在学校上课、做题。晚上回家,吃完饭6点半,您来给我补课。补到8点半以后,等您走了差不多快9点了。然后我开始写白天老师布置的作业,写完就12点了,赶紧洗洗睡觉。实话说,您给我补的东西,我根本没时间消化。

我接着问她:我并不是天天来给你补课。难道你真的没时间消化?

她回答说:爸妈给我报了一个月的强化课。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,六个学科的老师,每科5次课,每次2小时。从5月8日补到6月7日。

我惊了:6月6日晚上老师可以有副业吗,就准备第二天高考了。6月7日晚上,高考已经考完两门课了,第二天还要考。这两个晚上还要补课?

她点了点头。

我无语了。

这不就是现实版揠苗助长吗?钱花了,课补了,孩子没时间消化,到头来还是稀里糊涂,这样的补课除了让孩子脑子更乱,还有什么意义呢?

我很失落地离开了。几天后,高考了。她考得怎么样,我没得到反馈。可是,这种车轮战式的补课,从听课效果看,恐怕考不好。

三个例子说完了。孩子学不好,孩子自身的因素固然重要,但一部分家长急功近利帮倒忙,没给孩子营造一个正面有利的学习和生活环境,也是个重要因素。这样的教训,很惨痛。

听说现在北京市教委严格禁止在职教师课外补课。大概以后这样的例子也就难找了。

这样的补课,大多集中在每年的5月,每小时150元,我辛苦一下,同时接几个家教的活儿。晚上和双休在外面跑,一个月能赚5000元左右。加上我2700的月薪,在当时还是很可观的。

只不过,盆满钵满的感觉仅此一个月,而且站着公交车(很少能挤到座位)东奔西跑,上门补课,很辛苦很疲劳。

这就是当时的年轻历史老师能达到的顶峰了。

高考科目中的一线主科,比如数学、英语、语文,就不一样了。

就拿数学举例子。

我刚从教,就听到一个传说。同事中有个数学学科带头人,高级教师、市骨干兼区骨干,40多岁,暑假带数学课外辅导。

由于名气大,请她的家长太多,她把孩子们集中起来,都到她家里补课。组建一个班,把一对一教学,变成了同时进行的N组一对一。其实就是小班教学。收费按照一对一的价格。

由于不需要通过家教公司,她还省了一笔中间费用。因此,她的出场单价比我高,人数比我多,每小时补课的总经济效益就更大。

一个暑假下来,她把收到的银子送到了4S店,给自己买了一辆POLO。这是2004年的事。POLO这款德系两厢车,最低配全下来也要至少8万。

她说话语速很快,性格泼辣,孩子们对她很敬畏,心悦诚服。她在我们这些年轻老师的眼中,好似神一样的存在,顶礼膜拜。

另一个例子来自同事的老婆。22岁本科毕业,去了老城区另一所中学教高中数学。也是觉得工资不高,就也去干副业,接了很多家教补课的活儿。一个月下来,副业赚了1万。

只不过,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女孩子来说,这样拼,未免太辛苦、太透支健康了。这个状态不可持续。

一对一补课,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老师中,其实是常见的副业形式。即便教委一轮轮“清理规范”,也还是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毕竟,这是有真实的市场需求的。而且在职教师位于教学一线,熟悉教材和教学规律,补课有的放矢,往往效果还不错。

除了一对一补课之外,网校也是一种课外辅导机构的培训形式。

网校一般是依托著名中学来办学,通过互联网的线上途径完成教学全流程。像人大附中、北京四中的网校都很有名。

不过,网校也有线下教学,这就跟课外辅导机构没什么区别了。请一些在职的老师来面授,小班教学,双休日上课。

我供职过的中学也有网校,好像在线教学办得一般,倒是线下教学课程不少。只不过,历史课的网校课程很少,教研组长看我在外面有些副业,就不给我“增加负担”了,而是给了“副业”较少的同事。

网校的课时费略多于平日的正常教学,但比一对一的家教,以及课外辅导机构的班级教学少得多。这种“出力不讨好”、经济收益不高的副业,我也就不太在乎了。

如今,网上教学的形式更丰富了,包括微信公众号、直播、微信群、专业APP等等。这个产业在PC端和线下可能在萎缩,但在手机端越做越大。

还有一种课外辅导形式,就是直接去课外辅导机构上课。

最早是课外辅导机构,是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,后来有了租用各类教室的复读学校、补习学校,再后来就演变成专业化课外辅导机构。比如巨人学校、学而思,都有中小学课外辅导的板块。

由于专业性越来越强,市场需求不断扩大,那些知名度较高的校外辅导机构,给老师提供的讲课费也水涨船高。每课时150-300元可能是起步价了。

教委严格禁止在职中小学老师到这些机构去补课,但实际上屡禁不止。即便是在职教师请不来了,有资质的课外辅导机构也会自己培养教师队伍。这些教师专职在此类机构服务,持有教师资格证,教学水平可能也不亚于一线教师,只是没机会参与出题、阅卷和集体教研而已,服务的学生队伍也不稳定。

这类机构,我没参与过,但我有同学、朋友在其中上班。大家的工作日,她们在备课、开会和搞培训,间或轮休;大家的休息日,她们全天候上课,十分忙碌。薪水大概相当于民办教育机构常任老师的水平,普遍高于公立学校在职教师,但有业绩压力,工作稳定性不如公立学校教师。

怎样来看待这些课外辅导呢?

我觉得,首先是市场有需求。

俗话说,十个指头不一样齐。同样在教室里听课,总是有的学生悟性强,有的学生悟性弱。强的学生在课堂上吃不饱,需要课外辅导来强化和提高;弱的学生在课堂上听不懂,需要课外辅导来弥补和疏导。因此,课外辅导不能一棍子打死,也打不死。

其次,一线的在职教师做课外辅导,有内在动力。

这里面既有家庭经济收入的压力,毕竟公立学校的工资薪金不高,靠这个买房子不现实,也有提升自身教学本领的内在动力。

毕竟,课堂教学是相对死板的,必须按照大纲来,重复性强,循序渐进,课外补课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,有的放矢,形式更灵活多样,对一线教师也提供了尽快成长的锻炼机会。

教师跟医生一样,都要去面对作为个体的客户。医生的客户是患者,教师的客户是学生。教学跟看病一样,都是循环往复,但又需要一对一解决问题的行业,是熟练工种。

不过,在课堂上,教师要面对几十上百个学生,如果不是班主任,很难短时间内把名字认全对上号,更别说熟悉学生的个体情况。一对一在课堂上其实是做不到的。

课外补课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,有助于教师更好的了解学生,了解学生的需求,从而不断优化教学方案和教学习惯。

正是因为家长和学生有需求,教师有动力,课外辅导的市场才有商机,这也使得课外辅导机构大行其道成为必然。

可是,凡事都有个度,过犹不及。当课外辅导机构的学位和给出的分数,成了优质公立学校的升学参考指标,那就把课外辅导的经彻底念歪了。

本来用来强化学习技能和教学技能的课外辅导,堕落为急功近利的升学工具,在这个市场难免鱼龙混杂,难免会让家长晕头转向,学生叫苦不迭。

从现实情况来说,公立学校为减负做了很多工作,但减掉的“负”都推给了社会,被课外辅导机构捡走了。到头来,家长和孩子既赔了金钱,也赔了时间,到头来学习效果还未必好。

基础教育确实病了,病的不轻,每次“改”,都会越改越乱,越改越四不像,越改越让人诟病。

体制机制之病,迫使相当一批名校老师,把副业做成了主业,把主业做成了“黑夜”。为了全身心投入双休日的课外辅导,甚至竞相要求教务科的工作人员不要给他们安排礼拜一的课,以确保礼拜一自己能睡个懒觉、好好休息。

用挤占正常上课的时间,来满足双休日课外辅导的满负荷运转。这主要不是老师的错,归根到底,是顶层设计的错。

改变这一切,还得从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改起。

比如强化高考的权威性和高考科目的稳定性,不要年年改。

比如大幅度提升一线教师薪水,强化教师作为学校教育主体的社会地位,让他们不至于因为收入偏低被迫去谋副业。

比如不再以课外辅导机构的学位和成绩作为幼升小、小升初的参照指标,采用更科学、更公平的考核录取方式。

比如压缩甚至砍掉校外辅导机构的中小学板块,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育从教育产业化的阵营中剥离出去,成为政府补贴的公益板块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中国人是伟大而有创造力的,能通过改革和开放,把经济改好,国防改好,科技改好,党风廉政改好,相信也一定能把教育改好。

希望老师们的副业,届时不再只是谋生的手段,不再只是填充钱包的选项,不再只是家长们揠苗助长、病急乱投医的标的物,不再只是学生们痛并忍受着的负担,不再只是某些课外辅导机构的摇钱树,而是提升教师综合素质的载体,以及帮助学生又好又快成长的工具。

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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